看过电影《岁月神偷》的人，大多会被其中的老香港精神感动。

除了主人公一家乐观奋斗外,邻里间的互助互爱,坐在同一屋檐下吃饭、一起看电影等分甘同味的细节,将现代都市中逐渐淡化的人情味重现得恰到好处,令人印象深刻。

《岁月神偷》剧情截图

40多年来，城镇化的急速推进、住房制度的改革，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巨变。过去的普通街道居民区、单位大院社区和农村社区，或拆迁，或改造，变成了各类商品房小区、房改房小区。现在，即使住在同一栋楼，很多居民也是“相见不相识”。

近年来，广东迎来大规模人口涌入：2018年全省常住人口增加177万，连续四年达百万级。

广州火车站

这样的变化将为社区治理带来怎样的挑战？到底怎样才能让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打开心扉，回到熟人社会？我想，这一定是一场不同寻常的传统文化的复兴。

人口增长不是问题，根源在于人口流动带来新挑战

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社会或正迎来人口流动的大变局。

从1949年到2016年，中国的总人口从5.4亿变成了13.8亿，近70年时间里，人口总数增加了8亿多人，增长了一倍多。

然而，国家卫健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自2015年开始，流动人口规模发展出现新的变化。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且已下降三年，2017年减少了82万人。

相比之下，人口第一大省广东丝毫没有受到流动人口规模下降的影响。人人人人从从从众众叕……来自广东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省常住人口增加177万，连续四年达百万级。

其中，广州、深圳这两座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近年来各自新增人口数量均超过40万人，相当于增加一个小城市的全部人口。紧随其后的佛山新增了24.9万人，创下近8年来的新高。

不仅是在数量上，广东在人才结构上也是领跑全国。相较于严格管控人口的城市，开放、包容的珠三角九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惠州、珠海、江门、肇庆）受到不少年轻人的青睐。

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珠三角九市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3.24岁，低于京津冀的37.16岁和长三角的35.72岁。

此外，城镇化也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聚至关重要的因素。自8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截至2017年，全国主要城市城镇化率排名前十中，有6个来自珠三角地区，并包揽了前四名。

人口增长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问题。

在过去发生人口大规模流动之前，中国并未出现“邻里疏离”的现象，其主要因为当时的社会人群有着多重关系纽带——既有亲族血缘的连结，也有宗族祠堂精神的传承，以及民间宗教信仰的人心凝聚。

然而，当外来人口涌入、城镇化急速扩张、城市改造更新，传统乡村、街道居民区、单位大院逐步蜕变为商品房小区，传统熟人社会开始瓦解、关系断裂，一个有别于以往的新陌生人社会崛起，广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一方面，城市居民的结构变得异常复杂。广东这一轮激增的人口来自于五湖四海，经济、学历、文化、风俗等各有差异，其市民意识的崛起、个体需求的膨胀，这种多元化的涌入充满机遇和挑战。

另一方面，城市社区人员流动性大，熟人社会的关系被打破，社区居民间相互陌生，交流沟通少，关系淡漠，社区共同体意识式微，对社区公共事务缺乏应有关注，治理主体缺位的局面也会阻碍城市的健康良性发展。

西方模式水土不服，中国式社区治理路在何方

社区究竟是啥？“社区”的概念本来就是舶来品，近代由我国的社会学家将“Community”一词翻译而来。1986 年，民政部才首次将“社区”这一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当中。

欧美西方国家的社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城市化进程远远早于中国。为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社区治理也就应运而生。

西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突出表现为高度的居民自治。而这背后有早期乡镇公共精神构成的现代社区公民治理的文化根基。早在1787年美国西北法令引入英格兰的“乡”概念，由公众选举产生委员会，作为区域发展的社区议事机构和非正式政府组织，负责统筹辖区内的公共管理，并与州、郡合作构成社区治理体系。

欧美在社区治理积累了大量的先进经验，为发展我国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但中西方毕竟国情、制度和社会文化不同，当“西风东渐”，社区的理念及治理的模式落地到中国，难免出现“南橘北枳”的尴尬。

中国城市的社区治理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居住空间的变迁史,是一个逐渐发展慢慢成熟的过程。

旧城改造资料图

上世纪60到80年代是传统筒子楼时代，混合杂居，缺乏独立的私人空间，这时期可称为社区治理1.0时代。尽管它们狭窄、昏暗的环境并非最佳的人居场所，但那种各家小孩走家串户、街坊邻居闲话家常的邻里生活，却是让人十分怀念。

90年代进入社区治理2.0时代，也就是单位福利分房时期，当时只解决了部分单位职工的住房需求，无从谈起配套、园林等附加值，但因为相邻的都是同一个工作单位的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彼此相处也比较融洽。

最近十多年来，由于旧城改造，房地产的迅猛发展，从一线城市推及到二、三线城市，一个个高档楼盘拔地而起，本土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出于对优质生活环境的追求，搬出了老旧楼房，住进了整洁宽敞的新屋小区。这些小区有完善的园林绿化、教育配套、安保系统、地下车库、物业管理……社区配置越来越齐全。

尽管外在环境变好了，但我们却仿佛走进了一个 “水泥森林”社区，内心有些五味杂陈。

一方面,同住一社区的邻里之间形同陌路,缺乏情感交流、沟通和帮扶,“熟人社会”被瓦解。

另一方面，作为社区主人的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缺乏关心，“社区治理”无从说起。有曾经对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广东主要城市社区的调查研究表明，约60%以上的居民没有参加过社区组织的各种利民、便民和社区文化、体育、卫生活动；约80%的居民没参加过社区各种直接选举活动。

即使是参照西方社区治理的模式，通过民主选举组建业委会实施居民自治，也因为利益诉求众口难调，常常引发业委会与物管公司、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纠纷。

这或许是社区治理3.0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路究竟在何方？

文化为纽带，为社区治理破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起点、新要求，砥砺奋进再出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发展的新目标。

而对于人民生活的最基本单元——社区，十九大报告还明确，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按照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的观点，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社区矛盾的纠结、居民参与度不高，其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间的冲突，无法凝聚共识，形成统一的公共价值观。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曾经主张，近代中国的问题的关键是“文化失调”，要以“文化改造”为基础重建社会构造。虽然梁老的观点更多指向的是乡村建设，但放之于当代的社会建设和社区治理领域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近年来，社区文化作为联系社区居民的重要纽带，其重要性也愈发凸显。而结合文化来解决中国社区治理的问题也被人们认可采用。

放眼全国，沈阳的牡丹江社区充分传承弘扬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老国企精神，以沈飞形成的产业文化为载体，发动群众深入挖掘，用共同记忆唤醒共同意识；北京通州区以才艺展示、挖掘社区能人、完善楼门长激励机制等举措建设楼门文化；成都依托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探索出一条以公共文化服务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有效途径……这些既遵循中国社区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树立文化自信，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鲜活案例。

文化之于社区，虽然润物无声，但可以触及灵魂，发挥“再使风俗淳”的作用，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有利于增强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有了共同认同的社区文化，社区就有了团结的基础。

住宅4.0时代社区，将文化融入社区治理

正是基于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等新理念的思考，一个“人居社区4.0”的概念开始兴起：以人为本，有居住、有环境、有文化、有生活，并将人群融为一体，回归院落生活，寻回人文价值。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正全速推进。大湾区涉及港澳及珠三角九市，经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产业体系完备，经济总量约10万亿元。

在物质发展高度繁荣的同时，精神文化也要同步发展。今年初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专门提到，要坚定文化自信、弘扬岭南文化、增强大湾区文化软实力，共同塑造和丰富湾区人文精神内涵。

在大湾区城市群中，佛山是一座岭南文化底蕴深厚的宝库。它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南国红豆”粤剧的发源地、著名的武术之城、民间艺术之城、陶瓷之都、美食之乡，近年来又全力建设更具品质的文化导向型城市。

佛山三水——三江汇流之地

作为佛山这片文化高地上的一颗明珠，三水坐拥西江、北江、绥江汇流之形势。珠三角史前文明就从这里出发，形成了上善灵动、通达三江的丰富水文化。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多元的文化让这片区域绽放异彩。

在这片孕育“新文化融合”的沃土上，博雅社区以文化为纽带，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以“文化与服务”为核心理念，以文化运营社区，建设起“新文化社区”。

借助优质资源，将文化植入社区，博雅社区开启了“社区运营新探索”，【博雅社区俱乐部】也应运而生。该俱乐部不仅带给社区居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还引导业主共同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创造融洽邻里关系、培育浓郁文化氛围，从而实现居民“共建共享共有”的生活体，打造住宅社区4.0，提升三水人居品质。

成立至今，【博雅社区俱乐部】以“博雅社区俱乐部、业主自身、博雅社区俱乐部联合商业机构”三类组织主体，围绕“文化传承类、艺术修养类、知识学习类、健康生活类”四大类型主题，已经举办了社区文化活动近70场次。社区文化活动的丰富性贴近社区各个家庭的需求喜好，让不同的家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与温暖。

在传统文化体验课堂中，业主因第一次接受孩子的敬茶而喜悦落泪；孩子因第一次与邻里一起游学收获民俗文化知识并获得新友情；在一年一度的博雅社区俱乐部中秋盛宴上，社区的家庭和孩子们献上精心准备的节目；在阅读课堂上，亲子其乐融融，共同大声朗读、发散想象力讲故事，争相背诵古诗词、表演口才节目；在迎接新年时，社区小志愿者们上门送福、“卖懒”，传递邻里最好的祝福，同时收获长辈们的鼓励与奖赏……

陈先生是博雅社区俱乐部的活跃分子，这里的文化，让他找到了“归宿”。

大学毕业后就在一线城市奋斗多年的他，在市中心都有自己的房子。然而在“水泥森林”生活的孤独感，让他心生厌倦。大概5-6年前，他下决心离开，搬到了离省会不远的佛山三水。

陈先生是个潮汕人，十分注重宗族的维系。在他看来，祠堂是弘扬宗族文化的空间载体，在农耕文明时代，发挥着凝聚人心的精神图腾作用。

然而，现代工业社会的急速变迁，传统的族群文化逐渐被瓦解，现在陈先生家族兄弟基本都各散西东，较少会回到老家一聚。

没了族群的城市人，灵魂何处安放？博雅社区俱乐部的文化交流让陈先生找到了“文化共同体”。现在，他跟整栋楼的邻居们关系都十分融洽，不时会请邻居到家里喝喝功夫茶，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

陶艺主题活动

有两个小孩的邓小姐是博雅社区俱乐部的理事之一。她的孩子最喜欢参加社区的阅读活动。“每次有社区活动，孩子们宁愿放弃学校兴趣班也要参与。”邓小姐说，博雅社区俱乐部举办的活动不仅为孩子搭建了展示才艺的舞台，还融洽了邻里关系。

近几年，大家都在热议如何在当代社区中建设“新熟人社会”。博雅社区俱乐部的建设模式，某种程度上正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这样一种从农耕文明的祠堂文化向现代都市的社区文化的跨越，或许为中国式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城市社区治理问题，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